佛教传进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,说法很多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汉哀帝元寿元年(公元前2年),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,当为佛教传人汉地之始。此说源于裴松之注<三国志>所引鱼豢的<魏书,西戎传>。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,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。至公元前1世纪末,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,接受佛教信仰,并将其传进中国汉地,完全可能。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,遣使求法,作为佛教传人中国的开始。此说最早见于<四十二章经序>和<牟子理惑论>。

  根据信史的记载,佛教传人汉地,当在两汉之际,即公元前后。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。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,约200多年,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。《后汉书》中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,有助于了解佛教初传人中国的具体情况。

 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,建武十五年(公元39年)封王,二十八年(52年)就国。据其本传可以总结佛教在当时的情况:(1)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图谶之类;(2)佛教最初只在社会上层的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中流传;(3)佛教在汉地最先传播于洛阳、彭城、下邳、广陵、豫章、会稽、交广等地。

  值得指出的是交趾与广州为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汉末士燮(137—226)任交趾太守(兼领广州),在郡四十余年,相对安宁,中原土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,一时学术荟萃,思想文化十分活跃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,将母避乱至交趾,从其所著<理惑论>看,这里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成熟。交趾的佛教最初是来自内地北方。但也有可能受南海传来的佛教影响,并由此北上中原。三国吴赤乌十年(247)抵达建邺的康僧会,原籍康居,世居天竺,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。康僧会便是在交趾儒佛两学绍隆之区成起来的。据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,然后才北上南京。三国吴时在交州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,曾译出《法华三昧经》。晋惠末年(306),天竺耆域经扶南至洛阳,便取道交、广。晋隆安(397—401)中,厨宾高僧昙摩耶舍到达广州,交州刺史女张普明咨受佛法,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,并译出<差摩经>。她的弟子法度,专学小乘,禁读方等,独传律法,在江南女尼中有很深影响。直到以后的几百年间交一直是佛学重地。

  佛教传人中国后,几乎同时就有了对经典的需求。据现存最早的经录<出三藏记集>记载,从汉桓帝到献帝(189—220)的40余年中,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,74卷,知名的译者6人;唐<开元释教录>勘定为192部,395卷,译者12人。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。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。

  这一时期中,除了译经之外,也开始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佛教著述。像(安般守意经)就保存有多家注解。上述<沙弥十慧章句>已佚,<四十二章经>也可能是汉末人所辑。比较完整反映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思想的,是<牟子理惑论>。牟子本人熟悉中国的儒、道思想。他的立论就是用“儒典”和《老子》,证成佛家学说,为佛教义理的发展开辟道路,书中反映了汉魏之际外来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和融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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