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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那些事,西行求法的先驱者,法显和《佛国记》

导读:历史那些事,西行求法的先驱者,法显和《佛国记》这是唐代名僧义净,在他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对晋唐时期西行求法僧人旅程中艰难困苦的描述。这些僧人为了取经,在烈日当空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长途跋涉,在惊...
历史那些事,西行求法的先驱者,法显和《佛国记》

这是唐代名僧义净,在他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对晋唐时期西行求法僧人旅程中艰难困苦的描述。这些僧人为了取经,在烈日当空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长途跋涉,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颠簸前进。书中把法显与玄奘并举:“显法师则创辟荒途,奖法师乃中开王路”。意思是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西行求法者,都取得了重大成就,但法显是开创者,并且基本上是一个寻常的行脚僧,靠自身奋发,又是从陆路去,海路回,比较起玄奘来,法显的经历更为艰险。佛教自东汉初传人中国,最初多为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传译经籍,往往篇章不备,或转译失真,日渐不能满足需要。所以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,产生西行求法运动,此后西晋有竺法护,东晋有康法朗、于法兰、竺佛念、慧常等。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人到了印度,但只有法显一人广游西土,留学天竺、携经归来。

法显(约337一约422),本姓龚,平阳武阳(今山西临汾县西南)人。3岁出家当和尚,18岁受戒,成为佛门子弟。他为求真经,决心西去天竺(印度)。东晋隆安三年(399),法显从后秦长安出发,西行取经,同行的有同学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鬼等人。他们沿着西汉张赛通西域的道路往西走,出了玉门关,进人了沙漠地带,也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,维吾尔语意是“进去出不来”。这里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四顾茫茫,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。有时狂风骤起,黄沙蔽天,日月无光。路上只能看太阳定方向,寻枯骨作路标。法显在《佛国记》中写道,“路中无居民,涉行艰难,所经之苦,人理莫比。”但是法显怀着坚定的信念,终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越过了塔克拉玛干,来到了世界屋脊葱岭。葱岭海拔六七千米,终年积雪,山路崎岖,狂风不停。法显一行在悬崖峭壁中攀行,备尝艰难。越过葱岭,山,这时,突然寒流袭来,同行的慧景支持不住,病倒在路边,他对法显说:“我不行了,你们快走吧,不要一起死在这里。”说完就死了。法显扑在同伴身上失声痛哭,然后掩埋好尸体,抹去泪痕,又毅然前进了

一路上,法显经历了罗夷、毗茶等30余国,终于在义熙元年(405),到达了印度中天竺岌多王朝。芨多王朝正处在全盛时期,其版图东起恒河口,西至阿拉伯湾。五天竺中,差不多中、西、北三天竺都包括在其势力范围之内。中天竺都城巴连弗邑(即香花宫城,亦名华氏城,今印度巴特那)成为五天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法显巡礼了各地佛教故绩,在巴连弗邑留学3年,学梵文,抄写佛经,如(摩诃僧抵律》、(杂阿毗昙心)等。义熙三年(407)离开巴连弗邑,到达恒河口的多摩黎帝国(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)。在这里又住了两年,抄写经文,然后在义熙六年(400)冬,搭商船航行14昼夜,到达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。这时同行10余人,或中途停留,或死亡,只剩下法显一人。法显在那里又游学两年,找到一些佛经原本,如《弥沙塞律》等,均为中国所未有。

义熙七年(411),法显从狮子国搭一商船返国。船人印度洋,遇到大风暴,船破漏水。同船200余人,都惶恐万分,把行李纷纷抛人海中。法显把经卷看得比生命还重,抱在胸中,口念观世音,求佛保佑。船在海中漂泊90余天,被风吹到耶婆提国(今印尼爪哇)。法显在耶婆提国又停留了五个多月,在义熙八年(412)五月搭一大商船回国。船在海上航行20余日,又遇到风暴。粮食淡水快要吃完,船上人惊惧万分,商人们认为是法显带来祸害,要把他推下水,幸亏得一施主劝阻相救,才得免难。这时,突然海边出现了一片陆地,绝望的人们重新唤起了希望。 船靠岸后,问二个猎人,方知这里已是中国土地。地属青州府长广郡。

法显在唠山停留了几天,带着经书回到东晋首都建康,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(即觉贤)合作,翻译取归的佛经,先后译出《摩诃僧抵众律》、《方等般泥恒经》(亦称《大般泥恒经》),对推动涅粱佛性学说的发展,起了很大作用。有人请他写出游历天竺的详细经过,他就写成《佛国记》一卷,共9500多字,又名《法显传》、《西游天竺记传》等。 法显以六十左右的高龄,为了自己的信念,奋不顾身西行取经。他从长安出发,经艰难的大沙漠,逾葱岭之险,又从海上归国,一路上饱受风涛之苦,终于返回祖国,前后达14年之久。《法显传》后有一段跋文云:“顾寻所经,不觉心动汗流,所以乘危履险,不惜此形者,盖是志有所存,专其愚直,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,以达万一之冀。”充分表达了法显不畏艰险、坚毅伟大的精神。

《法显传》所记除中国本土外,还包括了中亚、南亚和东南亚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地理、交通(包括南亚到中国的航海交通)、宗教、文化、物产、风俗,乃至社会发展、经济制度等等,还记载了中国和亚洲许多邻族邻国间的密切友谊和文化交流。因而成为研究五世纪初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。19世纪以来,除了我国学者以外,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也纷纷从事《法显传》的翻译、整理和研究,他们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。